Breithaupt 說，人類的敘事大腦（narrative brain）真正的價值，不在箭射出去那一秒、也不在弓箭落地之後，而是在箭離弦之前，弓弦被拉到最滿、箭尖朝向無數個方向緊繃顫動的那一瞬間。

我喜歡這個意象的開放性。這樣一本學術的書，沒有選擇提出一個乾淨結論，反而用了這樣一個懸在半空的畫面收束整本書。而這個做法本身，也正好就是它想說的話。

折磨人的不確定性

人類厭惡不確定性，這是演化的產物。對我們的祖先來說，不確定意味著危險，所以我們繼承了一副會把未知視為威脅的神經系統。

於是我們查天氣、查評價、偷看明天要見的人的社群媒體，在關係還沒開始之前就想知道它會不會有結果、投入一件事之前就想知道值不值得。

不確定性之所以折磨人，是因為在得到結果之前，所有可能的版本都同時存在，而我們必須全部承擔。

但在故事裡，同一件事變成了享受

而 Breithaupt 指出的是，在故事裡，敘事大腦把能現實中最折磨人的不確定性，轉化成了美學上最讓人欲罷不能的東西。我們稱之為懸念。

同樣是「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」，發生在自己的人生裡，是失眠、是胃部攪動、是反覆點開訊息通知；發生在一本書或一部電影裡，卻變成了熬夜也要看完的理由。同樣的認知狀態，換一個框架，竟從痛苦變成了獎賞。

差別在於故事給了一個安全的距離，我們知道這一切不會真的落到身上，所以大腦得以在零風險的狀態下，把玩那些在現實中不敢玩的可能性。Breithaupt 把這個狀態稱為敘事的「離線模式」：大腦得以同時並行地跑好幾個互相矛盾的版本，讓角色在其中一個版本裡走向毀滅、在另一個版本裡被拯救，而我們（觀眾）不需要為任何一個結果付出代價。

於是那個在現實中令人窒息的「什麼都還沒定下來」，在故事裡變成了最有趣的狀態。

我們都渴望結局、迷戀結尾，但中間才是最精彩的地方。就算已經到了結尾，我們的敘事大腦仍一再回到故事中間，回到那個角色還沒做出決定的時刻，回到那個一切都還能是別的樣子的段落，因為只有在中間，無數可能性才得以存在。

真正豐富的敘事思維永遠活在中間。它渴望結局，卻同時對無數個未竟的可能性保持敬畏。

我對此很感動。作為喜愛閱讀、聽故事、說故事的人，我一直相信故事能支撐很多事、很多人；而這個意象，是我目前看過對「為什麼讀故事」最好的一個回答。

二十幾歲，或者說是一種被拉滿的狀態

我之所以對這個意象這麼有感覺，或許也與我現在所處的位置有關。

剛準備進入 20 歲那時，我看著人生的無花果樹，焦慮到讀了一本書《The Defining Decade ／20 世代，你的人生是不是卡住了？》在講這個關鍵十年的心態跟觀點。

二十幾歲（也被稱為奧德賽時期）大概是人生中不確定性密度最高的一段時間。什麼都還沒定下來：要走哪條路、要不要繼續下去、喜歡的人事物能不能變成生活、現在做的選擇會不會在五年後看起來是個錯誤。每一個決定都感覺重得令人發慌，因為每選一條路，就意味著讓其他所有版本的自己悄悄消逝，成為午夜圖書館架上的一本。

這種狀態在現實中總是焦慮的來源，但如果換成故事大腦的邏輯來看，其實正是弓弦被拉滿的瞬間。箭還沒離弦，所以還朝向無數個方向；還沒有答案，所以所有答案都還在。

我知道這聽起來像是一種安慰劑式的重新框架，光有一副漂亮說辭卻好像於事無補。它並不會讓選擇變得比較容易，也不會讓焦慮消失，而不確定的事情明天依然不確定。但它至少改變了我對這個狀態的評價。那些讓我擔心地睡不著的思緒，跟我最喜歡的那些小說裡最讓我著迷的部分，本質上是同一種東西。

而如果我能在讀別人的故事時，對這樣懸而未決的張力感到敬畏與入迷，也許我也可以嘗試用同樣的眼光，看待自己現在正活在其中的這一段。

尼采曾說，人可以忍受幾乎任何一種「如何」，只要他有一個足夠強大的「為什麼」。而我讀完這本書之後意識到，那個「為什麼」，幾乎總是以故事的形式存在著——對未來重逢的想像、對尚未完成的事的執念、對苦難本身賦予的某種意義。它們都不是事實，而是敘事。我們之所以能忍受故事中的未知，是因為我們相信未知背後存在一個尚未展開的意義。也許人生也是如此。

Breithaupt 書中有一句話：Everything could always turn out differently. 一切永遠都有可能是別的樣子。

這句話在故事裡是懸念，放在人生裡則是希望的一種。故事大腦的宇宙裡，一切永遠都有機會被改寫。

無花果樹：

Connecting Dots

選擇越多，幸福越少？

心理學家施瓦茨提出選擇悖論，指出當人們面對過多的選擇時，並不會更快樂，反而會感受到焦慮與困惑，甚至決策癱瘓，無法做出滿意的選擇。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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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months ago · 3 likes · hhitty

他用 Google Ngram 語料庫追蹤了近百年的用字習慣，發現那些帶有認知扭曲性質的語彙，使用頻率在 2020 年前後已經遠遠超過二戰納粹時期的峰值。我們總以為極端的年代已經過去了，但語言留下的痕跡顯示，把人簡化成單一標籤這件事，在我們這個時代做得前所未有地頻繁。

為什麼大腦喜歡貼標籤

從心理學的角度看，標籤化一種認知偏誤在運作：「基本歸因謬誤」（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）。

人類傾向於把他人的行為歸因於固定的人格特質，而低估情境因素的影響。當我們看到一個人做了某件事，大腦的第一反應通常是「他就是那種人」，而忽略了思考其他可能的原因。（常見的例子是看到別人闖紅燈，就認為對方品德差、是危險駕駛。）

這個偏誤存在人類身上之久、沒有被演化淘汰，有它的道理。它替大腦省下了大量運算。要真正理解一個人為什麼會在某個當下做出某個決定，需要知道他的成長背景、他當天的心情、被什麼壓力推著、有沒有別的選項等等。這太耗力氣了。相較之下，「他就是自私」、「他就是不負責任」只需要一個詞，且一勞永逸（下次他再做出任何行為，都不用重新理解，只要直接套用既有的結論）。

標籤最誘人的地方，就在於它把一個持續變動的、需要不斷更新的人，變成了一個可以歸檔的結論。

而更麻煩的是，標籤是會自我強化的。一旦我們認定某個人「就是那種人」，之後看到的每一個行為都會被這個框架重新解讀。他做了好事是別有用心、做了壞事是本性難移。標籤一旦貼上，就幾乎沒有被推翻的可能，因為它已經接管了我們蒐集證據的方式。

大腦原本有更好的方法

有趣的是，Breithaupt 指出，大腦其實內建了一整套對抗這種偏誤的機制（只是我們越來越少用它了。）

我們原本是透過三個機制，把身邊的人塑造成腦海中活生生的角色的：

追蹤（tracking）：我們會長時間累積一個人的行為資訊，在心裡建立一份不斷更新的檔案。今天他說了什麼、上週他在什麼情況下退讓了、去年他做過一個你沒想到的決定⋯⋯這些片段疊在一起，慢慢疊出一個有厚度的人。追蹤的關鍵是時間，我們必須看得夠久，久到足以看見他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樣子。

可玩性（playability）：我們能在腦中模擬對方的處境，讓自己的意識暫時溜進他的視角裡，去感受「如果是我站在那裡，我會怎麼做」。這是同理心最具體的形式，把自己對方的位置去試玩一次。

辯護（justifying）：我們會主動為對方的行為尋找情境上的正當性，也就是承認人的行為幾乎總是有理由的，只是那個理由不一定在我們看得到的地方。當我們願意去找那個理由，我們就是在承認對方是一個有內在邏輯、有自由意志的主體，而不是一個隨機產生行為的物件。

這三個機制放在一起看，正是基本歸因謬誤的解方，它們共同對抗的，都是「他就是那種人」這個過早下定的結論。

而當這三個機制被輕鬆的標籤取代，基本歸因謬誤就全面接管了我們理解他人的方式。

兩股當代的推力

基本歸因謬誤是人類一直都有的偏誤，但那些認知扭曲的語彙為什麼偏偏在這幾年飆升到歷史高點？現在不是正擁抱多元、自由等等更好的時代？我想背後至少有兩股當代特有的驅力。

第一是社群媒體的注意力經濟。

社群平台的核心邏輯是爭奪注意力，而演算法偏好的，永遠是能在最短時間內觸發強烈反應的內容。最快的方法，就是把一個人或一件事釘在某種易於理解的標籤。

於是人們開始主動配合這套邏輯，熱衷於把自己優化成易懂、可辨識的樣子。

「Clean girl aesthetic」、「Karen」、「Swiftie」⋯⋯這些標籤本質上就像某種模板：穿什麼、聽什麼、用什麼語氣說話、在什麼場合出現什麼反應，全部都有一套預設值。而人一旦認領了某個標籤，行為、品味、語言就會開始向那個模板靠攏。那讓人更容易被辨認、歸類、和看見。

演算法喜歡可預測的東西，而我們為了被演算法看見，主動變得可預測。我們漸漸把自己變成了機器也能生成的樣子，就像是一個被給予了人設指令（persona prompt）然後成功通過圖靈測試的 AI。

第二是自疫情開始的人際隔離。

疫情從另一個方向，加速了同樣的退化。

前面提到的三個角色塑造機制，本質上都需要在真實的人際互動中反覆練習：我們透過長時間觀察一個人的行為來在內心建檔，透過對話、透過看見對方的表情與舉止來溜進他的視角，透過理解複雜的情境脈絡來為他人的行為尋找正當性。

但在疫情期間，這些練習的場域幾乎全面消失了。人與人被迫切斷面對面的接觸，真實互動被壓縮成螢幕上的文字與貼文。而在那個介面上，一個人能被快速感知到的，往往就只剩下他的標籤。進入新環境時的自我介紹常變成了「我的MBTI是xxxx」，而你看不到他平時的神態；網路上你只看得到一段被剝除情境的文字，螢幕前的你看不到對方此刻的停頓或疲憊、看不到他身處的房間跟他今天過得如何。

這些標籤固然可以是準確的，但當標籤自然成為認知上最省力的替代品，大腦長時間便失去了練習「用故事理解他人」的能力，就像久坐不動的肌肉會退化一樣。

別把彼此變成標本

對我來說，這一章是作者對時代的警訊，但更是對我自己的警戒。

雙修外文與心理是我一直以來的憧憬，擁有了這樣的身份後，我也自豪於他們讓我接觸了大量關於「人」與「行為」的故事、理論與模式。但我逐漸意識到這樣的訓練，也是一種危險。稍不留神，反而可能急著把看到的故事和人物都套進熟悉的框架（故事應該會這樣發展、他應該會這麼做、他這是典型的xxx⋯），因而局限我理解人的視野。我以為我在理解，但其實我做的只是在分類。

借用 Breithaupt 書中提及的比喻：大腦面對他人時，不應該是那個把蝴蝶釘死在標本板上的獵人，而應該是靜靜看著蝴蝶往各個方向自由飛舞的旁觀者。

標本是完整的、精確的、可以永久保存與研究的，甚至比活著的蝴蝶更「可知」，因為它不再變動了。

但那已經不是蝴蝶了。

我想，學習文學與心理學的終極目的，或許不是讓我更擅長「解釋」人，而是讓我更有能力真正「理解」人。而這兩者之間的距離，正是標籤與故事之間的距離。

要為一個人講故事，意味著承認你還沒看完他。意味著願意持續追蹤、願意在他做出意料之外的事情時，修改原本的版本，而不是判定他「變了」或「本來就是這樣」。

這是費力的，因為標籤永遠比故事省事。但也只有在故事裡，一個人才還活著。

《The Narrative Brain》作者 Breithaupt 把我們看故事時產生的情緒分成兩種：一種是「同理型敘事情緒」——角色經歷什麼，我們就跟著感受什麼；另一種他稱作「觀察者聚焦情緒」——不需要跟任何角色同步，是只有身為旁觀者才擁有的一種情緒。

觀察者聚焦情緒最好的例子是悲劇的結尾。戲裡沒有一個角色是快樂的，但戲外的我們，卻能體驗到一種近乎崇高的美感，被深深觸動。

這讓我想起亞里斯多德在《詩學》裡談的「淨化」——悲劇帶給觀眾的情感宣洩，原來從神經科學的角度看，正是這種觀察者情緒的一種展現。也讓我想起社會心理學家 Jonathan Haidt 在《象與騎象人》中對「昇華（elevation）」的研究，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同樣的機制。Haidt 指出，當我們目睹他人展現勇氣、 慈悲或善良時，會流下一種特殊的眼淚——不是因為被愛、也不是因為同情， 而是因為感受到整體的美好，他稱之為「喜悅之淚」。

這些情緒的對象都不是故事裡的任何一個角色，而是對人性本身的一種後設的情緒，是自動、莫名湧現的情感。

正因如此，這些情緒總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特質。我們知道自己被觸動了，卻很難精確指出究竟是哪一個角色、哪一句台詞、哪一個事件造成了它。觀察者情緒之所以如此特殊且珍貴，或許正是因它是在整個故事與我們自身經驗交會的瞬間生成，可以被描述，卻很難被化約。而這種不可化約性，正是藝術經驗最迷人的地方：它讓我們理解某些東西，卻同時讓我們意識到，有些東西永遠無法被理解耗盡。

理解抵達邊界之處，也常是美感的誕生處。

當我們面對一件藝術作品時，大腦首先會嘗試建立理解：我們分析情節、辨認象徵、推敲角色動機，試圖把眼前的經驗放入既有的認知框架中。這種理解本身帶來一種秩序感——原本混亂的感受被整理成可掌握的形式。

然而，真正深刻的藝術經驗往往發生在下一個瞬間：當我們已經理解了它，卻發現理解仍然不足以解釋我們為何被打動。

正是在這個「理解已經足夠深入，卻仍無法完全掌握」的縫隙裡，敬畏（awe）開始產生。

敬畏是一種特殊的情緒：它不是來自陌生與無知，而是來自我們意識到眼前的事物超出了原本的心理框架，反而會讓我們感受到一種深刻的開闊。

因此，美感並不是理性失敗後的補償，而是理性運作到極限後產生的另一種經驗形式。

我們需要理解，才能知道自己遇見了什麼；但我們也需要遇見某些無法被完全理解的部分，才能感受到它的浩瀚。美存在於兩者之間：一端是人類試圖理解世界的渴望，另一端是世界永遠保留的一部分神秘。

《The Narrative Brain》書裡有一句話：「We love art because—and when—we fail to explain it.」

當所有理性推論在奇蹟面前抵達極限，大腦並不是放棄理解，而是在理解之外開啟另一種認知方式，化成美學上巨大的享受。驚詫不是知識追求的起點，而可以是一個完美的終點。

這讓我想起杜斯妥也夫斯基在《白痴》裡，借梅什金公爵之口說出的那句話：「美能拯救世界。」美之所以能拯救，或許正是因為它從不依賴邏輯說服——而是在邏輯抵達不了的地方，以敬畏與提升感，直接捕獲我們。解釋失效的瞬間，並不是理解的終結，而是美開始發生的地方。

延伸閱讀：

如同 Syliva Plath 在《鐘形罩》的無花果意象：

我看見我的人生像小說中那棵無花果樹一樣，枝繁葉茂。在每一根樹枝的末梢，一個個美妙的未來，彷彿豐腴的紫色無花果，向我招手，對我眨眼睛。一枚無花果是丈夫、孩子、幸福的家，另一枚是名詩人，又一枚是才學出眾的教授，一枚是埃·格、了不起的大編輯，再一枚是歐洲、非洲、南美，另一枚是康斯坦丁、蘇格拉底、阿提拉以及一堆名字古怪，專事非凡職業的情人，再一枚是奧林匹克女隊冠軍，在這些無花果的上上下下還有許許多多我不大辨認的無花果。我看見自己坐在這棵無花果樹的枝椏上，愈饑腸轆轆，就因為我下不了決心確切摘取哪一枚果子。我每個都想要，但是選擇一枚就意味著失去其餘所有的果子。我坐在那兒左右為難的時候，無花果開始萎縮，變黑，然後，撲通，撲通，一枚接著一枚墜落地上，落在我的腳下。

當一個人看到多種選擇時，第一個面臨的心理反應會是認知負荷增加，這時，多個心理機制開始作祟：

首先，「錨定效應」使人會受到初始資訊或第一印象的左右，因此第一個選項如同定錨，成為我們評估其他選擇的比較基準。「框架效應」則顯示我們對事情的理解和反應，往往會受到它呈現方式的影響，而不只是事情的內容本身。選項如果透過不同的方式或語境來呈現，就可能讓人產生截然不同的反應和決策。同時，「可得性捷思法」讓我們傾向選擇更容易想到或印想深刻的選項，即使它不一定是最適合的決定。除了衡量選項時的認知上的偏誤，接著實際在做決定時，我們面對的是「機會成本」的困境：選擇一個選項就意味著放棄其他可能性。這不只令人在選擇時優柔寡斷，也會在選擇後帶來心理負擔，降低滿意度。最後，即便作出選擇，心理負擔並不會因此被卸下，反而，「社會比較」會加重心理壓力。當看到其他人似乎作出了更更好的或更理想的決定時，我們不自覺評估自己的決策是否「落後」或「可以更好」，容易對自己作出的決策感到不滿或甚至後悔。

眾多心理機制左右，難怪人總是難以逃脫選擇困難。Iyengar & Lepper (2000) 的果醬實驗也證實了這點：當消費者面臨24種果醬時，購買率僅為3%；而面對6種果醬者，購買率則提升至30%。

當人擁有多個選擇時，會因此擁有更高的期望，隨之而來的是放棄其他可能性的代價、害怕錯選的擔心，以及對自己的苛責。於是滿意度降低，人陷入焦慮與後悔，受困於比較心的牢籠。

有了選擇，反而讓我們更不快樂，但是我們往往卻很重視選擇，而且處心積慮要讓自己有所選擇。

我想到電影《世界上最爛的人》中，女主茱莉有足夠的條件可以自由選擇愛人、職業、婚姻、生育，卻也在一次次的選擇中不斷推翻自己，質疑它們是否真正是她所愛。她看似擁有無限自由，卻因此陷入深深的不安。施瓦茨的選擇悖論正好解釋了這種狀態：當選擇過多，我們並未更自由，反而更困惑。眾多選擇權看似給予她掌控自身未來的能力，卻使她更加不知道這些選擇是否真的出自內心，還是只是順應外界的潮流。似乎選項一旦多了，接著察覺到的會是矛盾與疆界。我不禁思考，當現代人已經不受性別角色或其他期待束縛時，新的自由也帶來的新的迷惘：在擁有無限選項的狀況下，何謂真正忠於自我、自主且自由的選擇。

滿足於有限才能真正自由

施瓦茨認為，破解選擇悖論的關鍵在於從「極大化」轉向「滿足」。選擇悖論最常出現在習慣凡事追求最大化效益的「極大化者」身上，這類人習慣仔細評估所有選項，在意是否做出最佳選擇。而施瓦茨稱相反的那群人為「滿足者」，滿足者以較不執著態度面對選擇，能接受「夠好就好」。

正如《象與騎象人》提出的幸福方程式：H = S + C + V ，遺傳基因（S）是已經固定的不可控因素，而研究指出大部分的外在條件（C）會因人的適應力而影響有限，因此強調我們的快樂其實更取決於自發性的投入（V）。自發性活動中，我們能做的是透過妥善安排生活，使自己達到愉悅感和滿足感。其中滿足感可以來自發揮自身優勢而進入心流體驗，進而獲得滿足、增進幸福。

結語

沒有比較沒有傷害，選擇的悖論揭示，一般常以為更多的選擇自由就等於更多幸福，但如果沒有在心理上專注且滿足於自己所擇，我們很容易被這樣的自由反噬。心理學研究一再指出，選擇越多不一定帶來越多幸福，能夠滿足於所選才是自由的開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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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幾年看了電影《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》，乍看之下是一部套著粉彩色童話濾鏡的黑色喜劇，配上導演魏斯安德森一貫的對稱美學與飽和色彩，每幀畫面美得像萬花筒。但我隱隱感覺會有某些諷刺或是彩蛋被藏在童話底下，等著被觀眾發現。導演在片尾提到啟發自茨威格，一查才發現主角 M. Gustave 的樣貌與茨威格近乎一致，因此展開一連串研究，發掘這部電影真正的靈魂來自哪裡。

《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》是魏斯安德森構築的精緻對稱、絢麗又荒誕的童話世界，也是一場與茨威格、與《昨日世界》、與一戰前到二戰間的歐洲文明之間，跨越時間、媒介與記憶的對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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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茨威格《昨日世界》時感覺像在對照電影的 annotated commentary，許多場景與角色都能在電影中找到互文性。從大場景的似曾相似，到小細節的參照，幾乎每個角色、每個畫面，都是精心設計過的，在回應、再現茨威格筆下優雅又憂鬱的歐洲。

讀《昨日世界》時，我不禁嚮往那個歐洲 — — 人道主義、藝術與理想並存的年代。但也想到茨威格是否就像《午夜巴黎》裡嚮往 golden age 的主角 Gil，是活在過去的人？電影裡對 M. Gustave 的最後描寫：「To be frank, I think his world had vanished long before he ever entered it. But I will say, he certainly sustained the illusion with a marvelous grace.」大概也是對茨威格的註腳，可以說整部電影其實是M. Gustave／茨威格的昨日世界，太巧妙了。

茨威格和M. Gustave的結局同樣出於無力與絕望，但如同電影台詞

There are still faint gilmmers of civilization left in this barbaric slaughter house that was once known as humanity.

他們都曾經嘗試，在已經逐漸崩壞的時代下，去捍衛和抵抗，去努力維持著一種文明的幻影、一種優雅的尊嚴，延續他們心中的那個理想世界。

《昨日世界》是一本篇幅不短的回憶錄，卻讀來絲毫不覺冗長或乏味。是以一種比課本或其他途徑都更近的角度來看歷史，聽茨威格本人訴說。只是有時候文字美得讓我忘記他寫的是一段真實的毀滅、是他那一代人共同經歷的災難。

正如魏斯安德森用瑰麗色彩包裹黑色喜劇，茨威格也以優雅筆觸書寫滅亡與告別。讀著讀著，會突然有種莫名恐懼：會不會這也是我們這一代的寫照？

這種憂慮的片刻，彷彿風中的蜘蛛網，稍縱即逝。我們雖然時不時想到戰爭，但好比人也會經常想到死亡一樣，覺得誰有可能，卻總認為距離自己尚為遙遠。在那些日子裡，巴黎太美了，而我們太年輕，太幸福。

他寫下這些的時候，歷史的災難正悄悄逼近，而人們卻不自知。我想到在電影中，當 Zero 拿著報紙去找 M. Gustave 時，他們只震驚於報紙一角關於年邁的 Madame D. 逝世的消息，頭條粗大的字「Will there be war?」卻被忽略。人們嗅到一絲危險，不安感卻又總持續不久，因為我們總有一種自負，深信厄運不會突然闖入。不禁讓人戰慄，現在的我們是否也正在視而不見某些蓄勢待發的危險？

書中，茨威格不斷對照「四十年前的過去」與他所處的「現在」。而我所閱讀這本書的今天，則是再過了八十年之後的時間點。時間前進了這麼多，人們究竟改變了什麼？科技與文明或許進步了，但人類的驕傲、自負與盲目，似乎沒有。每個時代都相信自己不會重蹈覆轍，但歷史卻又總在某個或近或遠的地方重演。也許多年以後，我們的世界也會成為某個作家筆下的「昨日世界」。

（後記：這本書斷斷續續讀了很久。一開始讀是因為看了布達佩斯大飯店，對電影與書之間的呼應引起興趣。2024年3月讀完後半部，因為剛考完學測，對歷史沿革特別有感。2024年6月從歐洲行回來，去過書中背景的奧地利、茨威格筆下「永遠年輕」的巴黎、電影的取景地德國後，再讀一遍，注意到的是許多親身經歷過的場景與氛圍。好豐富的書，就算不是為了電影也非常值得一讀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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