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我們停止為彼此講故事

我們總以為極端的年代已經過去了，但語料庫顯示，把人簡化成單一標籤這件事，在我們這個時代做得比任何時候都更頻繁。為什麼、以及我們還能怎麼做。

《The Narrative Brain》作者 Breithaupt 在書中提出一個讓人不安的論點：當人類停止為彼此講故事、改為互相貼標籤，我們失去的不只是理解他人的能力，更在無意間，剝奪了被標籤者生命的立體性。

他用 Google Ngram 語料庫追蹤了近百年的用字習慣，發現那些帶有認知扭曲性質的語彙，使用頻率在 2020 年前後已經遠遠超過二戰納粹時期的峰值。我們總以為極端的年代已經過去了，但語言留下的痕跡顯示，把人簡化成單一標籤這件事，在我們這個時代做得前所未有地頻繁。

為什麼大腦喜歡貼標籤

從心理學的角度看，標籤化一種認知偏誤在運作：「基本歸因謬誤」（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）。

人類傾向於把他人的行為歸因於固定的人格特質，而低估情境因素的影響。當我們看到一個人做了某件事，大腦的第一反應通常是「他就是那種人」，而忽略了思考其他可能的原因。（常見的例子是看到別人闖紅燈，就認為對方品德差、是危險駕駛。）

這個偏誤存在人類身上之久、沒有被演化淘汰，有它的道理。它替大腦省下了大量運算。要真正理解一個人為什麼會在某個當下做出某個決定，需要知道他的成長背景、他當天的心情、被什麼壓力推著、有沒有別的選項等等。這太耗力氣了。相較之下，「他就是自私」、「他就是不負責任」只需要一個詞，且一勞永逸（下次他再做出任何行為，都不用重新理解，只要直接套用既有的結論）。

標籤最誘人的地方，就在於它把一個持續變動的、需要不斷更新的人，變成了一個可以歸檔的結論。

而更麻煩的是，標籤是會自我強化的。一旦我們認定某個人「就是那種人」，之後看到的每一個行為都會被這個框架重新解讀。他做了好事是別有用心、做了壞事是本性難移。標籤一旦貼上，就幾乎沒有被推翻的可能，因為它已經接管了我們蒐集證據的方式。

大腦原本有更好的方法

有趣的是，Breithaupt 指出，大腦其實內建了一整套對抗這種偏誤的機制（只是我們越來越少用它了。）

我們原本是透過三個機制，把身邊的人塑造成腦海中活生生的角色的：

追蹤（tracking）：我們會長時間累積一個人的行為資訊，在心裡建立一份不斷更新的檔案。今天他說了什麼、上週他在什麼情況下退讓了、去年他做過一個你沒想到的決定⋯⋯這些片段疊在一起，慢慢疊出一個有厚度的人。追蹤的關鍵是時間，我們必須看得夠久，久到足以看見他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樣子。

可玩性（playability）：我們能在腦中模擬對方的處境，讓自己的意識暫時溜進他的視角裡，去感受「如果是我站在那裡，我會怎麼做」。這是同理心最具體的形式，把自己對方的位置去試玩一次。

辯護（justifying）：我們會主動為對方的行為尋找情境上的正當性，也就是承認人的行為幾乎總是有理由的，只是那個理由不一定在我們看得到的地方。當我們願意去找那個理由，我們就是在承認對方是一個有內在邏輯、有自由意志的主體，而不是一個隨機產生行為的物件。

這三個機制放在一起看，正是基本歸因謬誤的解方，它們共同對抗的，都是「他就是那種人」這個過早下定的結論。

而當這三個機制被輕鬆的標籤取代，基本歸因謬誤就全面接管了我們理解他人的方式。

兩股當代的推力

基本歸因謬誤是人類一直都有的偏誤，但那些認知扭曲的語彙為什麼偏偏在這幾年飆升到歷史高點？現在不是正擁抱多元、自由等等更好的時代？我想背後至少有兩股當代特有的驅力。

第一是社群媒體的注意力經濟。

社群平台的核心邏輯是爭奪注意力，而演算法偏好的，永遠是能在最短時間內觸發強烈反應的內容。最快的方法，就是把一個人或一件事釘在某種易於理解的標籤。

於是人們開始主動配合這套邏輯，熱衷於把自己優化成易懂、可辨識的樣子。

「Clean girl aesthetic」、「Karen」、「Swiftie」⋯⋯這些標籤本質上就像某種模板：穿什麼、聽什麼、用什麼語氣說話、在什麼場合出現什麼反應，全部都有一套預設值。而人一旦認領了某個標籤，行為、品味、語言就會開始向那個模板靠攏。那讓人更容易被辨認、歸類、和看見。

演算法喜歡可預測的東西，而我們為了被演算法看見，主動變得可預測。我們漸漸把自己變成了機器也能生成的樣子，就像是一個被給予了人設指令（persona prompt）然後成功通過圖靈測試的 AI。

第二是自疫情開始的人際隔離。

疫情從另一個方向，加速了同樣的退化。

前面提到的三個角色塑造機制，本質上都需要在真實的人際互動中反覆練習：我們透過長時間觀察一個人的行為來在內心建檔，透過對話、透過看見對方的表情與舉止來溜進他的視角，透過理解複雜的情境脈絡來為他人的行為尋找正當性。

但在疫情期間，這些練習的場域幾乎全面消失了。人與人被迫切斷面對面的接觸，真實互動被壓縮成螢幕上的文字與貼文。而在那個介面上，一個人能被快速感知到的，往往就只剩下他的標籤。進入新環境時的自我介紹常變成了「我的MBTI是xxxx」，而你看不到他平時的神態；網路上你只看得到一段被剝除情境的文字，螢幕前的你看不到對方此刻的停頓或疲憊、看不到他身處的房間跟他今天過得如何。

這些標籤固然可以是準確的，但當標籤自然成為認知上最省力的替代品，大腦長時間便失去了練習「用故事理解他人」的能力，就像久坐不動的肌肉會退化一樣。

別把彼此變成標本

對我來說，這一章是作者對時代的警訊，但更是對我自己的警戒。

雙修外文與心理是我一直以來的憧憬，擁有了這樣的身份後，我也自豪於他們讓我接觸了大量關於「人」與「行為」的故事、理論與模式。但我逐漸意識到這樣的訓練，也是一種危險。稍不留神，反而可能急著把看到的故事和人物都套進熟悉的框架（故事應該會這樣發展、他應該會這麼做、他這是典型的xxx⋯），因而局限我理解人的視野。我以為我在理解，但其實我做的只是在分類。

借用 Breithaupt 書中提及的比喻：大腦面對他人時，不應該是那個把蝴蝶釘死在標本板上的獵人，而應該是靜靜看著蝴蝶往各個方向自由飛舞的旁觀者。

標本是完整的、精確的、可以永久保存與研究的，甚至比活著的蝴蝶更「可知」，因為它不再變動了。

但那已經不是蝴蝶了。

我想，學習文學與心理學的終極目的，或許不是讓我更擅長「解釋」人，而是讓我更有能力真正「理解」人。而這兩者之間的距離，正是標籤與故事之間的距離。

要為一個人講故事，意味著承認你還沒看完他。意味著願意持續追蹤、願意在他做出意料之外的事情時，修改原本的版本，而不是判定他「變了」或「本來就是這樣」。

這是費力的，因為標籤永遠比故事省事。但也只有在故事裡，一個人才還活著。